第六百五十八章 高丽都司(1/5)
京城的茶馆。
前门是辅大街,后门通往主巷。
穿着短褂的男人脚步匆忙,三三两两相约出门,穿着长裙的妇孺时不时的交头接耳,也有骑着骡马出远门的人,还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商贩。
石砖的房子,拐角处被工匠们高超的手艺,修建的圆滑,方便行人通行,避免受伤,不像后世,甚至有人在自家墙角还得挡块大石头,生怕人撞不死。
遇到了熟人,他们会拱手行礼,如果面对的长辈,则会弯腰行礼,妇孺们多采用屈膝礼,属于女性礼仪中的一种——万福礼。
多福,祝祷之词。
古代妇女相见行礼的方式,此种行礼方式多口称“万福”,故又称万福礼。
中国流传了多年和演变,春秋已经有记载,当时并不限于女性,唐宋时期,北宋苏轼的诗中也有出现,南宋罗大经的《鹤林玉露》卷五记载,陆象山家每晨兴,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,聚揖于厅,妇女道万福于堂。
“拐弯抹角”原本是古建筑工艺的一个专门术语,后来演变成一个成语。
在古代,由于街巷设计较小,推车、挑担子的行人很容易在拐角处受到磕碰而受伤。
于是房主们会要求工匠在转角处进行去角处理,让推车、挑担子的行人们更容易通行,指的就是如此,体现了古代百姓总体优良的素质道德水平之高。
为他人着想,并不是人格缺陷,是社会风气的良好表象。
社会是人组成的,而人离不开社会,一个良好风气的社会,对每个单独的人都是有利的。
任何来到大明的外国人,除了感受大明的富强外,最让他们震撼的是大明的礼,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温和道德的百姓,内心的三观被颠覆。
所以有了十六世纪的“理想国”种种美称,皆被戴到了大明头上。
外国学者的描述中,马可·波罗可谓是欧洲放眼望洋看东方的第一人,他将中国文明介绍到欧洲,虽然他看到的只是经过战乱之后宋代残存的一点文明痕迹,但是这已经比当时的欧洲要先进好几个世纪了。
这段话通过国内学者的翻译后,进行了注视,标注成因为蒙古人当时还没有接受汉文化。
那么重回西方学者们的观点中,他们认为遗憾的是,马可·波罗没有见到中国传统的遴选官员的制度——科举。
如果马可·波罗见到了,必定也会像他介绍中国物质文明那样介绍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。
所以到了明朝万历年间,另一位意大利人,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了中国,他在澳门登陆后惊讶地发现,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不仅物质丰富,而且政治制度优良,简直就是柏拉图所描述的“理想国”。
他告诉西方人一个重大的事实:“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,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。”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:“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。”
科举制度在中国近代被很多人诟病,在大众看来,科举凭着一篇八股文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颇为不合理,加上很多有识之士和有真才实学的学者都是科举的落榜者。
比如大诗人李白、杜甫、李贺等,著名医学家李时珍、大才子唐伯虎、《聊斋志异》的作者蒲松龄、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等等,
因此,人们对科举制度的合理性愈加怀疑。
不过与之相反,近代西方学者主流观点,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评价很高。
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学者们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却高度赞赏,他们认为古代中国的人材选拔和任用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、最公平和最科学的。
中西方对科举的评价差别何以如此之大呢?
这主要是他们对比的参照系不同。
近代的西方文明,已经总体上超越了东方文明,他们的学者具备了更高的素质和才能,所以他们的眼里,中国依旧是一个农业社会。
那么将中国与欧洲的封建时代和印度的农业时代做对比才公平,这样一来,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就体现出明显的优越性。
在当时的世界上,只有中国打开了平民进入上层社会,并且参与国家管理的途径,这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未出现之前都没有的。
对待东方古国的热爱和学习风波,最后被法国人所引导,成为西方各国的贵族现象,精英们用着东方古国的商品,讨论着东方古国的一切,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标志。
一直到清朝中后期,人们发现这个国度的百姓很麻木和愚昧,并没有前人说的那样好。
加上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,高度的自信心,以及对抗法国思想等方式,国内掀起了反对中国先进说属于其中的一种,又清朝对英战争中,别说国与国,甚至远不如美洲土著和非洲部落的对英战绩,令世界不可思议,彻底揭开了真面目,也彻底改变了西方的学术界。
世界是变化的,文明也是变化的。并不是一条直线,也不会永不倒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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