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千零二十四章 风气和国格(2/2)
其中民族风气与国格两项条陈,完全是苏轼在领会苏油的意思之后,独立起草。
这本身也是苏轼的强项。
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气,在苏油看来,其实是在完成农耕文明的发展格局之后,便已经凝聚成型。
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
孝、悌、廉、耻、勤。
忠、勇、敬、恕、谨。
俭、忍、善、宽、和。
这些固然是美德,但是仁近懦,善近伪,智近奸,信近迂。
用矛盾论的观点来看,那就是几乎每一项美德,都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恶俗与之相伴,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。
苏轼宏文滔滔,从三皇五帝开始,剖析华夏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变故,以及这些变故对民族风气和民族性格的塑造,发生了那些关键的作用。
而到了如今的大宋,熙宁之前,与熙宁之后,又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故,这些变故对于风气的塑造,又发生了哪些作用。
其中最大的影响,就是几次对外重大战争的失利。
苏轼的文章里,也着重分析了民族风气对于对外战争的影响,以及对外战争,对于民族风气的反作用。
毋庸置疑,两者都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促进。
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于大宋的民族风气上——自大与自卑,保守与务虚,怯懦与盲动。
而两个极端体现在外交策略上,就是打也不行,和也不行;体现在国家政策上,就是激进也治不好,保守也治不好。
要纠正这种状态,首先就是要实现民族思想的转变——自尊,但是不骄狂;自信,但是不虚枉;自强,源于务实;自立,源于自强。
民族,是由国人构成的,民族气质,则是国人气质构成的。
简单举一个例子,那就是祖宗“以文制武”的国策,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利中,被彻底读歪了。
正确的理解,祖宗的这句话,应该是指国家武备,军士训练,将领培养,迁转升降,都应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机制来管理约束。
管理机制,就是“文”,军事力量,就是“武”。
而不是简单地将“文”定义为文官,将“武”定义成武将,在国家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。
晚唐之所以灭亡,就是因为李林甫杨国忠之辈断绝了武将上进之道,让这套机制丧失了作用,这才导致藩镇跋扈,战乱蜂起。
因与果,果与因,不能本末倒置。
而到了大宋,军制的改革,仅仅只走完邻一步,就是开始将国家的军事力量,尝试纳入正常的管理体系,而不再采用军阀时期单纯的武将负责制。
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,但是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,对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起到好的作用,相反,带来了诸多的问题。
这个问题,其实也和风气相关,以至于明敏如韩忠献公,都曾经出“东华门下唱名方为好男儿”这种话。
这明显是对祖宗遗意的误读,也是风气使然。
可在如今大量有知识,通文字,晓军略,善谋画的人才投身军伍之后,在回过头来看这句话,明显是有失偏颇,矫枉过正了。
国朝至重者,宗室,然自太祖起,宗室初授将军,后转观察,节度,皆是军职。直到熙宁年间,才定下宗室转文资之法。
所以认为重文官轻武将乃是祖宗的本意,明显是站不住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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